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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构建中国藏学研究的国际标准——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启龙

发布于 2015-09-22 20:50:55 阅读次数 1028

  季羡林先生早已说过,藏学研究将成为一门显学,这个预言现在已然成为现实。全世界对西藏和藏族地区的关注,对藏族历史文化与现状的关注有增无减。国外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研究除了汉学之外,藏学是最为重要的板块。在西方学术界,很多学者把藏学看成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许多汉学家(比如伯希和、劳费尔等等),也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藏学家。

  现代藏学是一个学科群,属于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包含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的内容。长期以来,中国的藏学研究经过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国内和国际藏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但它跨越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畛域,早已走向了世界,成为国际显学之一,世界化就意味着相互交流,在异质文化的交互中去理解、去研究中国藏学。可是,近年来在个别西方国家,藏学研究突出了其为国家涉藏战略的服务功能,事实上已经成为某些西方国家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智库。为此,中国藏学研究不仅担负着传承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担负着为西藏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而且也担负着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重任。以历史问题研究推进现实问题研究、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藏学基础理论研究,围绕中外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记者采访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启龙。

王启龙(左二)与研究团队成员共同探讨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

  陆航:您作为我国中青年藏学家群体中的著名学者之一,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己培养的藏学博士,且长期从事藏学研究,因此,首先请您谈谈什么是藏学以及藏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外藏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如何。

  王启龙:藏学,藏文叫bod kyi shes rig,bod(博)是藏民族的自称,shes rig是shes byavi rig pa之缩略语,意思是所知的学问或科学。一般认为,藏学是研究藏族地区(不仅仅是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基本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但也包括藏族传统的自然科学内容。换言之,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个学科群体,既包括藏族的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包括传统的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工艺技术等自然科学内容。简单地说,藏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藏民族及其社会和历史文化。所以,我们说藏学的故乡在中国,因为藏族主要聚居在我国境内的西藏地区、青海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四川、甘肃、云南省的部分地区。当然,也有部分跨国跨境藏族也是藏学研究的对象。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特别是受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禁锢,再加上当时西藏的少数上层分裂主义分子与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使西藏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发展停滞不前。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逐出西藏,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试图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

  与汉学、蒙古学、突厥学以及敦煌学一样,藏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汉学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切学问,其中包括藏学、蒙古学、突厥学和敦煌学等)有人将汉文典籍中有关藏事的记载和历代藏文典籍(比如新旧《唐书》的《吐蕃传》等,藏文文法《三十颂》和藏医学著作《四部医典》等),都算成藏学研究成果,于是认为,中国对藏学的研究源远流长,至少可以上溯到隋唐,甚至还要更早。这种表述很不准确。汉文典籍中有关藏事的记载自隋唐以降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而藏文典籍则较为完整地记录和保存了藏族文化各个领域的重要贡献和历史轨迹,但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论著,而是我们今天从事藏学学术研究的坚实根基、历史源泉和重要史料。

  现代意义的藏学(Tibetology或Tibetan Studies)研究,是指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研究藏族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诸方面问题的学科。藏学作为一门学科,肇源于19世纪的西方。一般认为,匈牙利人杜·乔玛(A. Csoma de \,1790—1842)出版的《藏英词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1834)、《梵藏英佛教词汇》(Sanskrit Tibetan English vocabulary: being an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ahāvyutpatti,1835)、《藏文文法》(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1834)是西方藏学研究的发端和津梁。(1834—1835年只是讨论问题的时段标志,实际上在西方藏学学科正式诞生以前,西方各国早有传教士、探险家怀揣着“慈悲的”殖民情怀,“代表上帝拯救人类”而纷纷赴藏,撰写了大量涉藏的读物,这些算是西方藏学的孕育和萌芽时期的成果)现代意义的中国藏学,即用科学方法研究藏学问题,则是1911年中国推翻帝制之后,开始引进和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以后的事情了。

  在国外藏学研究中,欧洲素有历史语文学的传统,文本解读、译释和研究,历史宗教研究是传统的藏学研究强项;相对而言,美国更重视近现代的研究,藏区人类学、社会学,近现代藏族社会历史研究方面比欧洲发达。中国的藏学研究,大致始于1911年,但中国藏学的真正繁荣和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

《中国藏学史》揭示我国藏学发展历程

  陆航:我注意到您的学术背景有点复杂,从学英文到教英文,后来从语言学又转向藏学研究。您能谈谈描述我国藏学发展历程的《中国藏学史》吗?

  王启龙:科学研究有许多相通之处,不同学科背景其实对学术研究是有帮助的。人们常说,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从陈寅恪、于道泉等一代学人开始,历经数代中国藏学专家的努力,新中国以后藏学研究已是硕果累累。藏学已经逐渐成为世界范围的一门令人瞩目的显学。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末,尚无一部描述我国藏学发展历程的《中国藏学史》出版,这无疑是学界一大缺憾!

  我在研究中发现,某些学者撰写论文时,对前人或同行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了解甚少,并没有在继承前人或同行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前人。没有创新的重复研究是一种资源浪费,今不如昔更是匪夷所思。这种现象当然不仅仅限于藏学领域。因此,我很早就萌生过一个念头,就是条件成熟时,一定要好好搜集、整理、阅读、分析和研究一下前人的藏学研究成果,撰写一部《中国藏学史》。

  正好,1998年清华大学张岂之先生组织的“二十世纪人文学术研究丛书”征稿,我申请的选题入选,完成后就出版了《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与王尧、邓小咏合著)。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欢迎,2006年还获得了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因为学界的认可和大家的鼓励,后来接着撰写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藏学发展史,并先后得到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资助,最终在10年后的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项目成果《中国藏学史(1950—2005)》(与阴海燕合著),与此同时重新出版了《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的修订版。

部分学术专著

借鉴国外藏学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

  陆航:由您担任首席专家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近日开题。一般来说,用科学、严谨的历史语文学研究方法从事历史研究是一般被视为畏途的最为繁重、极其繁琐、耗时费力的苦差事,必须得有敢于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方可为之。而要在充分搜集、大量译释、研究和解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国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藏学发展史作较为系统的描述,其工作量之大、牵扯面之广、问题之复杂、解决问题之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您为什么还知难而进?

  王启龙:您说得很对,这项工作的确非常繁重,但是非常重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必须虚心向西方学习先进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以真正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们有自己的长处,但我们更知道自己的差距,因此,必须以谦卑、虚心的态度向对方学习,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学术文化的交流成为常态,不管喜欢与否,彼此都得打交道。只有在交往与交流中相互学习、彼此借鉴,才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藏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

  当今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发展进步,藏学是不可或缺的传统学科。然而,学术界对于藏学学科理论探讨极其薄弱,对国内外藏学研究发展历史研究的著述很不系统,也不深入。尽管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藏学发展史的主要研究工作,但如果对国外藏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及经典著作没有全方位的搜集整理、批判和研究,我们难以就藏学研究领域形成中西交流、相互借鉴和平等对话,以共同促进藏学研究的真正发展。

  如果我们仅仅描述国内的藏学研究发展史,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界的需要。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是学术研究的最大忌讳。藏学研究要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对国外藏学学术成果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的借鉴与应用。我们只有在中外研究的比较过程中,才能掌握藏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因此,全面梳理19世纪上半叶西方藏学正式诞生以来,国外藏学研究尤其是欧美、日俄等国家和地区的藏学研究发展历史、重要代表人物和学术成果,对于中国藏学良性发展及其与全面的国际接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以说,对国外藏学研究的经典著述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和系统的分析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界迫在眉睫的时代需要。因此,我们提出了“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这一重大研究课题,并最终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

  我们将在大量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深入地搜集、整理国外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出发,以历史语文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科学、客观、严谨、认真地批判和研究国外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经典作品,分析和总结国外藏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这一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推动人才培养工作,并在国家涉藏智库方面作出贡献,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

促进中外学术界交流与合作

  陆航: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是学术界首次系统研究国外藏学学术史的研究项目,将填补我国国外藏学研究领域发展史的空白,并对促进中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有重要意义。请您介绍一下这一重大项目的基本构想,面对困难,您有哪些准备?

  王启龙:这一课题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文本解读为主的历史语文学方法,兼及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其他理论和方法,对国外藏学研究的经典或者说重要著述进行广泛地搜集、整理、译释、分析、解读和研究,在编撰较为完备的多卷本的《国外藏学研究著述目录及资料索引》、《国外藏学研究经典著述题要》、《国外藏学研究经典论文集萃》、《国外藏学研究书评选编》的基础上,按图索骥,缜密解读重要著述原著文本,充分吸取国内外研究成果之后,撰述多卷本的《国外藏学通史》,以完成学术界期盼已久但始终未能完成的国外藏学学术发展史的研究工作。

  正因为学术界过去没有人系统从事过国外藏学学术史研究,这样的工作会更有意思,更有挑战性。我们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研究和创新的理论指南;二是要学习借鉴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的有益经验,但决不能照抄照搬;三是要努力创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理论、观点和话语体系。

  本项目的完成,与现有的中国藏学史研究成果一起,基本上构成了中外兼备、系统完整的中国藏学学术发展史,初步建立完整的藏学研究理论和发展历史的框架,有助于国内外藏学研究交流和对话,有利于推动中外学术交流。

  本项目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藏学资料价值。在课题的撰述过程中,我们将参阅大量丰富的多语种(英、法、德、意、俄、日等)的学术文章和著述史料,对中外藏学发展各个时期的主要成果、重要人物、研究机构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都分门别类地做了介绍和评述。这对于藏学研究者以及其他工作者,或多或少地提供了查阅资料的便利,便于他们节约时间和精力,有重点地筛选、利用藏学研究资料。

  学术研究,最忌讳重复研究或者今不如昔。本项目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藏学研究的成绩与不足,寻找学术研究的盲点和重复点,为国内藏学研究者和其他相关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以推进中国藏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扩展涉藏智库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

  陆航: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加大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把智库建设提上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将会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当前,智库研究成果的社会传播、媒体影响、国际交流等作用日益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成为智库建设的目标之一。如何发挥涉藏智库主动参与国际舆论交流的作用,扩展涉藏智库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

  王启龙:境外“藏独”活动及其支持势力的理论支持源于某些西方国家大学等涉藏智库群。最近30年来,境外涉藏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现实,反衬出我国涉藏智库建设的紧迫性。以美国为例,美国东方研究中心等10多个附属于大学的中国西藏智库,集人才培养、社会倡导、政策研究、学术研究于一体。20世纪70年代,美国涉藏智库建设及其研究成果趋于成熟。各国对华外交政策深受智库成果影响。西方涉藏智库既有效服务于其国家对华外交政策,也增强了境外分裂势力在国际舆论场兜售其主张的影响力。最近10年来,美国等智库对西藏研究的焦点快速从历史传统、宗教文化转变到环境保护、民族区域自治、人权等话语体系,已影响了美国等国的国家决策或者外交活动。

  尽管国外学界有的学者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但学术研究是不能罔顾客观事实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外藏学界对中国西藏和广大藏区的巨大变化不可能视而不见,更不可能完全回避。因此,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以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用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切实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重视藏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重视藏学研究工作,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继承和发展;有助于我们从中外藏学研究成果所折射的不同视角,完整地、全方位地了解中国西藏及广大藏区在新、旧中国历史时期的跨越式发展历程和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同时,为学术界全面了解国外藏学发展脉络和重要成果,为中外藏学学术交流提供积极的借鉴和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陆航: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要求。目前,中央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藏学研究的特殊性和全面性,在新一轮的重点学科建设中,要求进一步跨学科、跨研究所组建学科团队,应创新研究方法、拓宽交流渠道、构建研究平台。您对此有何建议?

  王启龙:近年来我国西藏地区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西藏的安全、稳定、发展面临日益多元复杂的威胁和挑战,西藏的现实给学术界不断提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党和国家对西藏高度重视,从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促进边疆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高度,对藏学研究提出新要求。

  高校智库是隶属于大学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具有高层次人才聚集、学科领先且综合性强等优势。我申报藏学专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为国家建立目前国内高校没有的国外藏学专门的研究机构,学术研究与智库服务相结合。而此后不久我们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与此密切相关。可以说,该项目是新近批准成立的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开创时期强有力的支撑。借助研究中心这个平台,我们将招收和培养一批专门从事国外藏学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参与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为国家培养一批“内外兼修”的藏学研究人才。该中心还将推出、出版一系列国外藏学相关的出版物,作为学术界交流的园地,比如,我们将定期编辑和出版《国外藏学研究》(以书代刊)、《国外藏学藏事研究年度报告》,不定期呈报涉藏智库报告等。另外,还将不时推出国外藏学研究系列论著和国外藏学经典译著等等。

  一个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如果他爱国的话,一定具有强烈使命感和家国情怀,一定会不失时机地为国家服务。我们将竭尽全力,借助这一重大项目推动国外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推动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的发展,推动国外藏学研究及其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我们坚信,通过一定时期的努力,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一定会办出特色,成为重要的国外藏学研究资料数据库和咨询机构,成为重要的国外藏学研究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国外藏学与藏事问题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机构和国家智库,参与全球智库竞争,在世界舞台上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及时地发出“中国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陆航2015-06-26

链接:http://www.cssn.cn/zgs/zgs_dh/201506/t20150624_2044577.shtml